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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理解新质生产力，应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入手。生产力是经济基础，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“新质”意味着，生产力的作用与以往不同，比如能够带来新型的生产关系，而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应当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这样来看的话，谈技术进步或产业创新只是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其中一个角度。

　　民营企业是独角兽企业的重要主体。独角兽企业是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企业，可诞生于两种背景：一是原先存在的管制突然放松，如我国放松对汽车行业的管制后，以奇瑞、吉利为代表的本土民营汽车企业快速成长；二是新生的市场机会，具有前瞻性的新兴行业在市场机会到来后会迅速成长，自然会产生一批独角兽企业，这是无数企业家在不断尝试和失败中探索出来的。

　　当一个经济体足够庞大，就会有无数的企业家在尝试探索，在概率意义上就一定会有一部分成功的例子。对整个国家来讲，这应该是一种常态。不过，对于单个企业家来说，这是非常具有冒险性的一步。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有着非常高的不确定性，企业家要真金白银地去尝试哪一条才是正确的道路。正因如此，企业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。

　　从理论上来讲，培养独角兽企业，需放松不必要的管制。如果我们的汽车产业一直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，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，类似奇瑞、吉利、比亚迪这样的国产汽车品牌。放宽市场准入，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机会。其次，企业家的探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。因此，我们要给予企业家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。只要企业家做的事情合法合规，我们就应该保护各种尝试与探索。

　　近年来，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有所下降，原因还是要从刚才的逻辑里面找。目前的环境有没有在放松，让各种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地在市场上大显身手？胡润百富《全球独角兽榜2024》显示，独角兽企业中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和互联网相关的企业，是民营企业。如果我们让这类企业感到束手束脚，那显然不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。

　　营商环境也是同理。行业发展初期，在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，产生乱象在所难免。社会不能过于理想化，应对企业家的尝试与探索抱有一定的宽容。如果企业一天到晚都在做墨守成规的事情，当然不会产生乱象，但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有独角兽企业呢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乱象也是好事情，说明企业有闯荡的动力。动力是实干的第一步，没有动力，就什么都不要干了。

　　在企业有动力的前提下，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引导、规范企业的行为是可行的。但法律是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，事前制定好所有规章制度是不可能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。企业有了尝试与探索的活力，社会才会发现需要反思的地方，制度才会有所调整与改进。认可企业的尝试与探索，同时不断地完善制度，这才是真正好的营商环境，才有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。

　　创新需要依靠改革与开放。前述所提的放松管制、给予企业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都属于改革的一环，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重要因素。同样，开放也是创新的关键前提。

　　创新需要开放，需要跟别人交流，需要关注国际上的发展动向。沟通非常重要，大家相互借鉴，相互启发，才不会落下关键信息。另外，开放会带来压力，压力本身也是动力。如果没有竞争压力，创新的步伐可能会有所放缓。独角兽企业或者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动态变化是比较明显的，比如，Open AI在独角兽企业中的排名就上升得非常快，这也正是新兴行业的魅力所在。

“展览中的每一件文物都像是历史的见证者，静静地诉说着那场海战的悲壮与英勇，仿佛历史书籍里的画面重现。”前来观展的游客刘学猛说，展览上破碎的船体残骸，以及经受过激战的武器装备，让他仿佛能听到海面上传来的炮火声。“这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甲午海战的历史背景，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”

逃跑如戏，全凭演技，就连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，也对李弥的“脱逃术”佩服得五体投地：这两口子，不当特务真是屈才了！

　　有了竞争压力，企业必须不断地去创新，同时相互交流，相互启发，相互碰撞，这个过程会产生更多创新的动力和想法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觉得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改革加开放，是培育出更多独角兽企业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。

　　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产业政策

　　创新落到实处，就要考虑如何制定产业政策，怎样的政策环境更有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。我觉得政府始终要注意，在产业发展，尤其是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上，政府一定是不具有信息优势的。政府不会比在市场中拼杀出来的企业家更早知道哪种技术、哪个领域、哪个发展方向是正确的。甚至可以说，连企业家都不知道，他们都只是在尝试，在探索，最终的裁判是市场。所以，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，在市场规律面前一定要学会谦虚，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，对企业家有敬畏之心，因为市场背后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家。

　　如果对市场有了敬畏之心，在制定产业政策时，政府就知道，要给市场留下充分的空间，不能取代市场机制。未来应该发展什么产业，政府不要太自信，而是要交给企业家与市场。无数企业家在创新在尝试，其中也包括代表资本的各类风险投资。它们有失败也有成功，这也是市场机制。政府真正要做的，是让企业家能够放心大胆地尝试，不要有后顾之忧。企业家尝试了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进入了以前没有进入过的行业领域，这可能会对部分现有的体制内主体造成冲击，甚至是短期内产生一些乱象。但政府不要因此去否定企业的创新动力，而应该是事后更好地通过完善制度来引导与规范企业行为，我觉得这是政府真正需要做的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产业政策，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可以发挥正面作用，但并不是非得有产业政策不可。

　　比如珠三角无人机产业的发展。珠三角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产业政策支持，但因为上游配套产业非常发达，他们的无人机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，这就是市场环境的重要性。有了这样的上游产业基础，在政府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增长点的时候，企业家就能够很敏锐地进入这个领域，从消费级产品开始，做到工业级产品，完成了产业升级。所以，市场环境很重要，通过把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，哪怕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，新兴产业照样能够发展得很好。

　　需要提醒的是，对产业政策的评价不能过于理想化。由于信息不对称，很多政策在实施时会出现不合理的扭曲现象，对效率有所损害。比如，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激励政策非常成功，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技术进步。但因为信息不对称，企业报告的研发投入里或掺杂了一定的水分。但瑕不掩瑜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水分，就断言这个政策是失败的。

　　因此，对于产业政策，首先要敬畏市场，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。其次，对政策的评价不能理想化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们应本着客观科学的精神来回答，产业政策如何更好地实施，如何更好地促进独角兽企业的成长，不能因为政策实施中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就完全否定政策的价值。

　　同时，应该参考经济学家那样看待问题。经济学家讲的是机会成本，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。比如，政府造一座桥，修一栋楼，是不是只要桥通车了，楼建起来了，这事就有效率了呢？不是的，政府需要考虑的是，如果交给市场主体来做，是不是成本更低、质量更高？只要市场能做得比政府更好，这件事就不该政府来做。类似的道理，发展“新质生产力”也需要在不确定性下发挥创新精神，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企业家来探索与实践。

　　（作者陈钊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。本文由澎湃新闻记者林倩冰采访整理而成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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